[35]生活儒学是由当代儒家代表人物黄玉顺先生提出的一种当代儒学理论体系。

中国古代子为父隐，原来说的并不是对司法机关隐瞒亲属犯罪，而是伦理道德的家丑不可外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个姓氏掰不开。从哲学理念论来看，某物受到诸神赞许，是因它本身就是虔诚的。

在中国，亲亲互隐的观念一直就是儒家伦理。游叙弗伦机智对答，云：有人作恶多端，为了逃避惩罚，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有些神灵喜欢，有些神灵厌恶的，就两样都是，或两样都不是。虔诚与不虔诚，仅只是题材。有时，爱之适足以害之。

现代法律的精髓恰恰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就是别一些个人或他人，哪怕是罪犯）的人权和尊严为归依的，但不保护犯罪者的犯罪过恶。虔诚是第一位的，是根本，是本体。如果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硬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就不仅会在逻辑上否定了普世价值，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了共同价值。

鉴此，笔者以为，有几个相关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搞清楚。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当然，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这种引导作用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而从哲学方法论上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谨防各种错误思潮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渗透和扭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

虽然，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些重要关系和因素在19世纪就已经产生，其萌芽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其初露端倪即开始初具雏形，则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了。这就有可能使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把普遍与特殊割裂开来，从而把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截然对立起来。

究竟最终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这里所说的最大公约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在中国，处于多民族和复杂地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基本认同或接受的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摘要］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笔者以为，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在霸权与反霸权、控制与反控制、文化侵略与反文化侵略的语境中，一定要把西方国家人民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西方国家政府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普世价值的利用方式区别开来[①]，把西方国家民主和法治的具体形态与这种形态所包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区别开来，否则，就会导致把这种语境中的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区别泛化和绝对化。

例如，中国用共同价值与之相抗衡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还裹挟着民粹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一旦渗透到对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诠释中，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都会被严重扭曲。综上所述，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首先，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侧重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而中国价值观则侧重强调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全民属性。

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会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3．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就是笔者把整体与其构成部分间关系，作为分析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主要框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因。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但不等于丝毫不意味着没有关系。二是，为了证明其最优秀，把中国价值装扮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并对其早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持乐观态度。第三，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就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否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真正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至少在可以预料到的将来，主权国家仍然是维护一定地区及其人民利益的最有效的保证。之所以如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搞清楚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语境的多层面性[②]。

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都必然与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相契合，否则，就会导致在文明和文化上的衰败。所谓泛意识形态化是指：把为政治服务庸俗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绝对化，即把为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套，用以剪裁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与对共同价值的认识一样，在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上我们也受到上述错误倾向的干扰。其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演变的必然产物，而后者是前者极端的表现形态。

对于中国来说，拒斥汲取西方国家价值中适合于自己的因素，在逻辑上一定会导致拒斥共同价值的基本精神。再如，如果把共同价值的文化取向绝对化，以为共同价值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在遥远的未来才能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忽略其已经是当代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遵循的行为准则，那么不仅同样也会在逻辑否定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当下人类对共同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从逻辑上看，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或是会把人类文明及其发展的一般，作为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来加以批判。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所谓合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越来越强大并有可预期的总的发展方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始终是人类进步的文明标志，也是进步的人类追求的目标，但这些各具特点的理念只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因素而存在，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即共同价值。二是，包容了希望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人民充分享受自由、发展成果和幸福的所有中国人，对上述价值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实现方式和过程的理解与认识上的差异（不是对立和冲突）。

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价值不是不证自明的东西，它的一些前提性的环节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批判性探讨，否则，中国价值就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或被抽空。因为，在目前中国文化的这种状况中，既蕴含着一种进步的趋势，也存在着继续衰弱的倾向。

王正毅，2000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关键词］共同价值 中国价值 文化文明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在整体上开始随着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的解体而走向衰落，故呈七零八落之状。

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了。笔者以为，在对上述方面问题的认识上也要拒斥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中国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而且是最优秀的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

三 如果以上笔者关于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基此展开的对这两者关系的辨析便获得了正确的逻辑前提。一个主权国家只有有效地维护了本地区及其人民的利益，才能进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对中国价值的认识始终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而这种没有参照系的判断在形式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其功能在于：使不同民族和受不同社会思潮影响的人们形成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的合力，并有可预期的总的发展方向。所谓与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相契合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不仅体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有助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且能为世界文明和共同价值增添新的元素。

可以说，泛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害人的思维方式。最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说‘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构成共同价值的具体理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才出现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价值的特色只有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中才能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前者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中心主义。